▲2026年4月9日，山东临沂郯城县郯城街道，农民在田间劳作图/新华社
随着土地流转加速，个体种植收益下降，许多缺乏保障的农村中老年妇女，在经济压力下成为“季节性零工”，在深夜和凌晨的高强度劳作中赚取微薄薪酬。
为零工疲于奔命的农村中老年妇女，赚钱大多不为自己。她们的生命轨迹牢牢嵌套在家庭发展周期中，既要照顾老小，又要为子女兜底，同时还面临零工收入低和社保断层的困境。这种结构性困境的出路，显然也不能光靠个人和家庭的韧性。
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
2026年7月1日，青海海东一辆超载皮卡车发生翻坠，造成8人死亡、7人受伤。这辆车载着14名50岁以上的农村妇女，她们跟随同村的赵某（男）去药材地锄草，一天能赚百来块钱。下工后，赵某开着自家皮卡载着她们回家。回家的路仅仅一公里，而超载的皮卡在途中的下坡处翻坠，栽入废弃池中。
根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不完全统计，在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，全国至少有175人在类似的重大交通事故中丧生：8死8伤的小型客车超载碰撞，16人和15人遇难的秋收违规载人，8名女工的冷藏车窒息，改装“皮卡”的80米山沟坠落，疲劳驾驶的凌晨撞击。官方通报或媒体盘点中，这些事故的遇难者多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女性。她们是季节性零工，从事采摘、快递分拣、除草、防虫等工作。
在新闻报道中，这些遇难的女工大都以化名出现，身份常是母亲和妻子。她们普遍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：刚动完手术大病初愈、给儿子筹钱买房结婚、孙辈出生或要升学、做建筑工人的丈夫收入锐减……各种困境让她们必须成为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撑。同时，农业耕种收益偏低促使她们见缝插针地打零工，靠每小时十至二十多元不等的工资补贴自己和后辈的家庭。
▲2026年4月5日，河北邯郸，果农在峰峰矿区彭城镇蔺家庄村的桃园里为果树疏花图/新华
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欧来自江西永丰县的农村，据他观察，农村零工兴起是老家近20年来一个明显的变化。
2020年，全国农户承包土地流转的面积达5.3亿亩，比例已超过34%，由家庭农场、种养大户、农业公司等经营的土地面积在不断扩大，而个体种植的收益正在下降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茂英提出，农村季节性零工大多可以归类为“挣钱农活”，是农业用工市场化、农业生产劳动由“自雇”向“他雇”转变的结果。
随着物流从县城扩展到乡村，劳动密集型制造工厂开始在乡镇落地。一些曾经在外打工的中老年女性返乡后，再次洗脚上田，去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外的工业园做工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贺亮、张翼在湖北农村的研究发现，农场雇佣的大多是“跑不动”的中老年女性，她们没法去外面找活儿干，要在家照顾老幼、做家务劳动等。尽管农场工价较低，但在短期零工市场中算是稳定的，因此能留住部分中年女性。为了实现盈利，农场会通过提供私人帮助或给予小恩小惠等方式，积极构建人情亏欠关系，以此弱化劳动监督的困境。
他们在研究中引用了一位生产负责人的采访，说：“来干活的人，都有意外保险，60岁以上的不能入保……如果他们一定要来，也不能不让他们来，可以做一些轻便的活……但是要提前讲明，出了问题不负责。”
“50后、60后这代人，他们对自己的养老普遍都安排得很晚。”王欧说。
民政部、全国老龄办等部门联合发布的《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》显示，在2021 年的抽样调查中，农村老人平均年支出为6734元。而在2026年，经最新一轮调整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月163元（每年1956元）。
即便是“退而不休”，农村中老年女工也只能获得低廉的收入。在安徽亳州谯城区某镇的足浴包厂，村里老人在其中做计件工，做一个足浴包拿4分8厘，一天最多挣八九十元，年龄大的工人已经72岁了。
“这背后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分包网络，”王欧说。从最底层的女工，到县里面的小作坊，再到小作坊对接的工厂，最后是工厂对接的品牌和销售部门，每一层都要分得一部分利润。离市场越近，分到的就越多，高龄女工则是分包链底端最为廉价的劳动力。
▲2026年4月30日，江苏宿迁泗洪县，求职者在零工市场查看就业岗位图/视觉中国
王欧认为，工人和农民的背后都有不平等的分配制度，付出血汗的劳动者分利更少。他举例称，日本和欧美的农民可以通过行业协会，以集体的方式对外议价，甚至能以集体的方式去建冷库、生产自己的产品、干预价值链的运作和利益分配等等。“但我们只能在最基层成立合作社，而且不是不同生产单位之间基于产品的、有议价能力的合作社。产品协会通常也是城市本位的，由掌握了市场和商标的人组成，而没有把产品价值链中下游组织的力量发展起来。”
在协会断裂的空白处，法律也并不总能抵达。2026年5月3日清晨，丹东东港有8名采蓝莓女工在工作路上遭遇车祸去世。她们最年轻的不到38岁，最年长的68岁，其中6人为60岁以上。当地政府为每个遇难者家属找了援助律师，律师则告诉家属，给蓝莓园定责需要提供证据。“我常年在外上班，我能提供什么证据？他说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人家就没有责任。”一位家属告诉《南方人物周刊》，政府和慈善机构计划给予15.5万元的抚恤金。
随后，这位家属按照律师提供的模板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，起诉对象是肇事司机和保险公司。“我们跟其他家属也沟通过，觉得事情也就是这样了，没有什么答案，他们肯定是赔不起了，后续可能启用司法救助，看看能不能赔点。”
在王欧看来，即使我们的劳动法十分完备，法律也很难直接保护缺少正规合同的农村零工，要想让广大农民群体受益，就要辅以组织建设和社会建设。
怎么让最弱势的劳动者能够参与利润分配，在层层分包链中有更大的发言权？怎么让劳动者在工作之外有社会的保障，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？王欧指出，现在这些问题和压力全部集中在家庭，“在家庭和国家之间，我们还需要社会，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做社会建设。”
王欧长期关注农民工、农村劳动与城乡社会变迁，对农村中老年女工这一群体尤为关注。他曾在武汉、江苏等地的农村和远郊展开持续调研，透过中老年女性的处境探究农业零工、跨地劳动、家庭分工及乡村社会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。他指出，从60后到90后，农村女工始终被牢牢嵌入家庭发展周期。越来越多原本留守村庄的中老年女性开始跨村、跨乡镇甚至跨县务工，在农业、物流和轻工业之间流动。她们通过高强度、低报酬的劳动维系家庭运转所需的现金流，同时承担着照料老人、抚育孙辈的责任。
如何安稳体面地度过晚年，则成了来不及考虑的问题。
▲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欧图/受访者提供
以下是王欧的讲述：
农村零工的兴起
我做研究跟我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。我们县没什么工业，我爸妈那一辈都是1990年代就出去打工，孩子放在老家。后面随着孩子们毕业工作，老家的房子也建起来了，他们就回去了，社会学的术语就叫作重新嵌回到他们的流出地，嵌回到农村。
离家二十来年后，老家的环境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
一个是农业零工兴起，我妈和乡亲们会去其他乡镇的蔬菜大棚或果园从事这种零工劳动。另一个是县里面多了工业园和乡镇小工厂。随着物流扩展到县城、乡镇，又进一步延伸到村里，这些集散点和分发点都需要劳动力，很多女性再次洗脚上田，通勤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，去物流集散点工作。
十多年前，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，父母都回到老家。我妈白天得照顾我父亲，就只能做季节性更强、时间更灵活的农业零工，从早上三四点到八九点，或者晚上六七点到半夜，大多是重体力、熬时间的活，比如在大米加工厂收集谷壳，再装包扛到火电厂，用于发电。我父亲离世后，我妈开始在县城工业园里做12小时的工，挣得更多。
我们村发生过一件很悲伤的事情。五十几岁的王大姐，骑电动车到五六公里外的乡镇分拣快递。分拣快递通常都是早晚来货车的时候需要用人，所以王大姐还有另一份工作，到离快递站五六公里的工业园串圣诞树上的小灯泡，有时还会把活儿带回家做。乡村女工很多都是兼业化，同时做几份工作。
有天傍晚，王大姐过马路时被一辆挂车撞倒，当场人就没了，电动车后面拉着的很多小灯泡也撞散了。那个路口没有红绿灯，大车速度快，也不让人。村里人说，王大姐是个苦命人，生了好几个孩子，被撞死时，小儿子刚要大学毕业。
这些年，随着农村女性跨地劳动增多，骑电动车、坐黑车的人也更多，她们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在增加。
受到关注的采茶女是本地农业零工的一个长距离版本。她们走得远一点，要坐火车或者大巴去，当天不往返，而是住在劳动场所附近。吃住都很糟糕，一般住铁皮板房，好一点的能喝桶装水，不好的就喝自来水。我妈曾经去外地割草，也是去了一两个月，与采茶女的劳动管理、行为逻辑是一模一样的。
这些打零工的女人，挣来的钱不会花在她们自己身上，都是花在上下两代人身上，尤其是下一代。
▲2026年3月18日，贵州黎平县，采茶女工在茶园里排队称茶图/视觉中国
生命轨迹嵌入家庭
女工的生命周期是随着家庭发展周期转变的。结婚前，虽然出去打工很辛苦，但挣了钱以后，她们在个人生活上能有很大的提升，比如自由恋爱。一旦结婚成家，就要配合家庭的要求，基本上就是回去留守、带小孩。
我妈妈是1965年生人，结婚前在家里干活养弟弟妹妹；1985年嫁到我父亲的村子里，生了我们兄弟俩，90年代她就跟我爸爸一起出去打工，为了给我们交学费，也为了盖房子。
十多年前，我爸爸身体不好了，他们就回到农村。由于她白天要照顾我爸爸，就进不了离我家大概5公里的工业园和工厂，只能去做季节性更强的、时间更短的农业零工和农产品加工业。一般是早上三四点就去工作，到八九点回来，或者晚上六七点去工作，到十一二点回来。有三四年的时间，她可以说是深度介入农业零工，因为也只能做这些，比如她曾经在一个大米加工厂收集谷壳，再把它们装包扛到火电厂去，用于发电。干的都是重体力活，或者是熬时间的活。
我爸爸去世之后，她就可以在县城的工业园做12个小时倒班的工作，这个时候她挣得更多。又隔了一两年，我弟弟有了小孩，我妈妈就一直帮忙照顾小孩。她又要重新适应一套生活秩序，不管愿不愿意，这个家庭结构就把她拢在那里，到现在十年了。
我妈妈跟我几个姨唯一的区别是在结婚之前。我妈妈结婚之前没有出去打过工，也没有恋爱过，靠相亲结婚。我几个姨都结婚前就出去打工，在外头谈过恋爱，但她们的对象都是跟她们一起打工的人。结婚成家后，她们的轨迹跟我妈妈是一样的。我一个姨从结婚开始，二十多年就在镇上守着两个孩子，平时在超市和工厂里做点事。
不管有没有外出务工的经历，她们的生命就是嵌在家庭发展的要求里面。成家，养儿女，打工，带孙辈，再去打工，即使是更年轻一代的女工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。我们村有个90后，她老公长期在深圳远郊的工厂里做模具，一个月大概七八千块钱，她就在老家带着两个孩子读书。她在县城买了个房子，空在那里，说留着给儿子讨媳妇。对她而言，生命轨迹嵌入家庭发展周期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。
在教育上，是有一些代际差异。我妈妈这一代人，把两个儿子供着读完大学，在老家把房子翻修一遍，帮着儿子结婚成家，再带带孩子，她就觉得人生任务完成了。我们这一代人基本是自然成长，能不能读出来完全靠自己，父母就是给你交学费，最多就是供你读个专科或者高中毕业，还有很多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。但80后、90后父母会主动介入小孩的教育，会为了孩子的教育而买房、陪读，哪怕是孩子读不了书，也不会让他过早进入社会。
对年轻一代的女工来说，子女读书、买房的压力更大。她们并没有走出嵌入家庭发展周期的循环，反而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，整个家庭被教育扩张和城镇化往城镇的方向吸引，小孩的教育费用更贵，男孩子结婚成家面对的要求更高，让母亲们在家庭的框架中嵌得更深。
包工头
今天到中西部任何一个普通农村，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，以及照顾老年人的中老年女性。
留在农村面临的情况是，一块地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，机械化程度很高，种地也挣不到钱。现代农业主张集约化、市场化、有效益的农业，在保障耕地和粮田的基础上，利用不同地块的禀赋，比如自然资源好就种经济作物，交通条件好就做农产品加工等，现代农业因此成为一种地理分布不均的、资本化的农业。也因此，乡村女性需要离开村庄跨地工作，劳动地点与居住地点之间的距离在扩大。
乡村女工找活大多要依靠包工头。包工头通常是比较活泛的人，各方面的关系都摆得平，还普遍要有一点经济实力，因为女工早期的交通和生活开销很多都是包工头在垫。
此外，包工头走的地方比较多，大多曾经跟行业有一点关系，比如认识农产品经销商。包工头往往还有一点江湖气，遇到工伤或矛盾时能够应对。他们是穿梭在城乡之间的、有点草莽气息的精英人物，也是女工实际的管理者。
在农业领域，老板、管理人员基本都是笑眯眯的，会给烟买水，有些人情往来。究其原因就是农业多环节、高技术、不确定性带来的复杂劳动，需要劳动力高度负责任，所以管理方更加弱势。
包工头反而会更强势，真正会对工人不好的是包工头。我的学生在安吉调研也发现，老板直接雇人，提供的饭食通常都是比较好的，媒体报道上看到女工吃得差、劳动条件糟糕的，通常是包工头干的，因为他可能没钱垫资。
在不同的零工里面，包工头的网络也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干活地点在隔壁乡镇，包工头可能只有一级。但像安吉采茶女工、福建的育秧女工、去外地的割草女工，都属于远距离跨地女工，包工头里面就有好几个层级。
一般情况是，老板首先会在附近区域找人，这时就有一些包工头能跟外地的包工头联系，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。除了传递信息，也是为了解决信任的问题。农业作为一个技术活，有施肥、除草、打药、挂果、采摘等很多环节，每一个环节都有各自的讲究，比较精细化，对劳动力的管理要求就非常高。如果劳动力不在你的眼皮底下，或者没有按指导的方式去做，有可能就会错过一个季节。所以，在农业领域，老板、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的信任度要非常高。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信任，就通过包工头网络这种方式去处理。
找包工头也是为了规避风险，比如夏天很热，我们村子和我调研过的大棚里都曾经热死过人，老板需要包工头来缓冲一下这个矛盾。
受天气和行情影响，农业是一个大起大落的行业，尤其是小规模的农业，要正规化是非常难的。有时候今年挣钱，过两年就亏钱，亏没了就会换一个老板，这种不确定性也打乱了老板与包工头之间的连接。
▲2026年3月12日，海南海口大坡镇，农民将凤梨打包装箱图/新华社
养老
我妈妈一直对钱有非常大的焦虑。农村税费改革后，我妈每年能领到一千多元的种粮补贴，从2025年起，她每月还有一百多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。如果不打零工，这就是她的全部收入。
我妈去我弟弟家带孩子后，我弟弟每个月会给她800或1000块钱买菜。每年夏天和过年，我也会给我妈一笔钱。她最担心回老家，因为回老家就没有收入，还要给我外婆和家里买东西，此外迎来送往又有开支。
我妈妈那三四亩地的种粮补贴，她都花在给我弟弟家买菜和两个孙辈身上，她不会存钱的，也存不下钱。只有子女这个家庭不需要她支出了，她才可能考虑给自己存钱。
因为我弟弟的孩子马上都要上小学了，我妈妈就感觉到她在那边不再被需要。如果我妈妈明后年回老家，要么是做季节性农业零工，或在工厂做农产品加工，要么就是进沿海转过来的工业园。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，一年存三四万块钱，大概率会给孩子，不会给自己存养老金。我妈妈有个堂姐也是，两个儿子在村里，一个儿子在县里，她带小孩只能带一家，不好选择，所以干脆都不带，她就去劳动。她很能干活，一年可能挣四五万、五六万，都轮着给三个儿子。
我妈这代人其实男女都一样，都没有自我，也不会为了养老而做什么准备。女工更普遍，很多人就没有养老这一说，她们会劳动到不能动，而且劳动所得全都给孩子。
我们村里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，她三个儿子都是我父母那一辈的人，都挺穷的。我妈妈说有一次她送点菜过去，其实只是一点剩菜，那个老奶奶直接掉眼泪了，说她在儿子家盛了一次饭之后不敢去盛第二次，因为不知道电饭煲里还有没有饭。
过年的时候，有点良心的孙辈们会给她一点钱，她自己都舍不得花，这个钱就用来干两件事。一是我们那边有个习俗，奶奶第一次见孙媳妇要给钱，而且给的还不少。她有三个儿子，每个儿子又有几个儿子，所以她有好多钱要给出去。二是听我妈妈说，将来办丧事的时候，她不想三个儿子出钱，所以她要留下一部分，这样才会让自己走得体面一点。
学界经常说这些家庭有韧性，但我倾向于认为这些家庭非常脆弱，隐藏很多负担。
首先是多重压力，留守农村的中老年女性一方面要照顾老人，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孩子的家庭。其次是这种家庭经不住任何冲击，尤其是疾病。如果她自己病了，这个家的运转就困难了，可能她老公就得回来。要么家里老人没人照顾了，要么孩子的房贷就没人帮着还了。
这些家庭不能断钱。那些六七十岁、七八十岁的老人，只要健康，都会想办法挣点钱。因为今天农村大量的东西需要用钱买，小农经济很大程度上被资本化的农业替代了。老人看病拿药，或者孙子在县里读书，需要给一些钱，甚至每个月都要给。所以，要有持续的现金流，这些家庭才能运转。
我妈妈一辈子户口没有动过，一直在老家农村。废除农业税之前，她每年要给国家交各种税费。我们小时候的学杂费也挺贵，通常是把粮食卖了交9月份的学杂费，春季的学费是靠过年之前杀的那一头猪。初中是三四百元一个学期，高中是八九百元一个学期。
我很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没有早一点开始给我妈妈交社保。我有个同事给农村的父母交满了15年，现在一个月就能拿一千多块钱。像他这样能够给父母交养老金的，是极少极少的。很多50后、60后的农民工，他们的子女多数都是二代农民工，他们有的现在还要赡养自己的父母。真得工作到不能动的那一天，他们才会想着让子女给一点回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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